百年“汉字革命”简史（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边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被叫停，但相关讨论却始终没停息。1945年，《时代日报》的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周建人、吕叔湘、倪海曙等人相继发表文章讨论拼音文字相较于汉字的优越性，还有不少人刊登出了自己制订的拼音文字方案。1946年，《语文周刊》向社会各界发出了200封调查信件，信中列举了文字改革相关的十个问题，结果收到的回信全部赞成进行拼音化文字改革，赞成使用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占八成。

  到了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文字改革的呼声愈发高涨。1949年7月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上，周建人、陈道望、倪海曙等68人提案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作为国语罗马字创造者之一的黎锦熙则联同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语言学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为此，吴玉章两次请示中央，但各位领导人的态度都较为谨慎。对此批示道：“可以组建这一团体，但不要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但同时强调要告诉党外人士“我党中央对这一问题还没有考虑，党员所发表意见均为个人意见。”

  得到的批示后，吴玉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召开了文字改革座谈会，经讨论后决定组建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会后，吴玉章就这一决定写信向请示，信中为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拟定了三条原则，希望得到的指示。委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三人对此进行研究，并将三人的意见转达给吴玉章，让他组织讨论后再汇报结论。信中赞同汉字进行拉丁化改革，但认为当前条件还不成熟，需要组织专家研讨。

  1949年9月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会主任，黎锦熙和担任副主席兼副主任。协会的主要工作有：对汉字改革进行研究，以拉丁化为主，简化为辅；对汉语及汉语统一问题进行研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

  《中华教育界》1949 年第11期 本国教育动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随着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每个方面都逐渐走上正轨，发展建设对人民文化水平的需求愈发迫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社会的。”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惠及全中国四亿多文盲的扫盲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因此，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亦或是制订一种辅助识字的符号，都显得极为紧迫。

  1950年2月，写信给陆定一和，信中说道：“中国的文字改革，尚无定案。但现在我们的亚洲邻国蒙古、朝鲜、越南的文字改革均已成功。某一方面讲，他们的文字已较中国文字为进步，他们原来是学并用中国文字的。”所以他提出“应即研究他们的字母及文字改革经验，并可派学生或研究工作者去这些国家学习，以便为我们自己的文字改革制定方案。”

  1951年初，在与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等人讨论后，下定改革文字的决心，而且决定“要走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同时他也表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得到人的背书和支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和吴玉章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拼音方案组，由丁西林、吴晓铃、季羡林、、黎锦熙、罗常培等12人组成。在成立大会上，马叙伦传达了的指示：文字必须要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

  1952年3月，拼音方案组首次开会，就指示中“民族的”形式应该采用哪种字母形式进行讨论。8月马叙伦再次传达的指示：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要力求美观，主席倾向双拼；对汉字要进行有规率的简化，要规定草书形式；拼音文字必须横写。根据指示，拼音方案组制定了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表，并交由审阅。则认为这套字母的书写方法还有必要进行简化，应该更广泛的征求意见，力求简单容易，便于推广。

  这之后，拼音方案组分人、分组进行方案的制定，但都不尽理想。在这期间，什么样的拼音字母才是“民族的”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来自社会各界热心于文字改革的诸多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1950年至1955年8月为止，委员会收到社会各界寄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多达655种，其中有以汉字为基础的，有采用拉丁字母的或斯拉夫字母的，还有改进注音字母的以及数码式的等等诸多形式。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 655 种方案中选择了 264 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两册

  1954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并成为了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议上，文改会提交了6种汉语拼音方案进行讨论，这六种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方案4种，拉丁字母式方案1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1种。会议上各方代表就几种方案进行了比较，但仍未确定出哪种方案更为合适。

  1956年1月14~20日，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上提到文字改革工作时，发表意见，提议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

  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别认为汉字那么好。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他的意见一锤定音，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拼写。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作总结发言，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中央政治局决定：‘首先简化汉字，推行书报横排，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公布后用在小学课本上，代替注音字母。’”27日，中央下发《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提到：“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2月，文改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称“原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截止到9月，文改会已经收到社会各界的反馈4300多件。文改会根据各方意见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了数次修订，提交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但碍于各方意见难以统一，迟迟难有进展。为此，周恩来指示审定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做决定。”

  在人的指示和推动下，11月审定委员会决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方案。次年10月16日，文改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全员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登报公布，让全国人民知道。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为《汉语拼音方案》定了性“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而关于是否要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则并不是现阶段讨论的任务，“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同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正式获得批准，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决议：

  （一）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二）原则同意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觉得应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积累教导学生的经验，同时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汉语拼音方案》一经通过，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开始应用于生产生活、科学教育等每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标准，并完善了汉语拼音的正字法，同时也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布通知：“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宣布使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名词的国际标准。

  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公布，几十年的汉字拼音化改革正式落下了帷幕。到了80年代前后，随着计算机进入中国并开始普及，因为使用中文输入极其不便，汉字拼音化的呼声又有抬头的趋势，但随着 “王码”、“郑码”等输入法不断被开发出来，也就偃旗息鼓了。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主要由中国人领导，其缘起要追溯到十月革命后，苏联为普及教育进行的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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